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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初王导推动清谈之风的原因
东晋初王导推动清谈之风的原因及影响浅析
王导是东晋名相，同时又是江东的清谈领袖，王夫之谓王导“内戢强臣，外御狄患，暇则从容谈说，自托风流”[1](P485)，对其一生作了相当高的评价。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王导清谈并非仅是“自托风流”，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固江东政局并以清谈的方式向士人宣传其政治观点。
一
西晋末年，五胡侵逼，中原陷入战乱，一部分士族名士对永嘉之乱的惨痛教训加以反思，归罪于西晋时期极为盛行的玄学，有“清谈误国”之论。干宝指责中原“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2](P135)应詹说：“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2](P1858) 卞壶厉斥尚清谈慕通达的贵族子弟，称其“悖礼伤教，罪莫斯甚!”指出“中朝（西晋）倾覆，实由于此!”[2](P1871)
渡江之初，百废待兴，身为首辅的王导却经常清谈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赏誉》云：“王丞相招祖约夜语，至晓不眠。”东晋初，王导是建康清谈场中的核心人物，在他推动下，清谈蔚然成风。王导极力推动清谈之风，固然是因为他对老庄玄学有浓厚兴趣，更重要的却是与当时的社会形式密切相关。
永嘉丧乱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P1746)但江左初创，不能尽如人意，《世说新语·言语》载：温峤受刘琨使命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晋书·王导传》云：“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这反映出南渡士族渡江之初內心的惶惶不安，以致“流言满国，人心万端，去就纷纭”[2](P1813)。初履南土，家国之忧，身世之感，使北方士族心理上笼罩着失落、伤感、绝望的情绪。《世说新语·言语》记载：卫玠被迫南渡，远离故土，见大江东去，百感交集，“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晋书·王导传》载：“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饮宴。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更有甚者，为排遣亡国丧家之痛，走上了纵欲狂饮的道路。永嘉初，过江南下的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与光逸“散发裸裎，闭室酣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2](P1385)
为了让南渡士族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国破家亡的伤感情绪中解脱出来，进而振奋精神，鼎力支持新政权，王导一方面保障他们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让他们在中枢机关把持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和吏部尚书等要职；另一方面，东晋政府继续推行了西晋的占田荫客制，满足南渡士族“求田问舍”的要求，允许他们在江南地区广占土地，建立新的经济基础，这使北方士族虽丧失了北方的家园，却能很快地在江南得到补偿。
再有，就是为南渡士族创造一个熟悉的文化氛围，让其精神有所寄托。南渡士族多来自京洛地区，最熟悉的莫过于玄学清谈。王导在公务之暇，常与身边的士人清谈玄理，清谈场中的激烈交锋，将南渡士人趋于消极、颓丧的精神振奋起来，逐渐摆脱了国破家亡的悲怆情绪，在新的土地上迅速适应下来。《晋书·王导传》载，桓彝与王导“极谈世事”之后，原本因“朝廷微弱”而忧惧失望的心情为之一变，对人说：“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世说新语·言语》亦载：温峤见王导，“既出，欢然叹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二
王导虽热衷于清谈，但是关于他清谈的资料并不多，《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的名著，文章以为，声音是外在的客观事物，哀乐是内心的主观感受，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批驳了儒家“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说，提倡“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4](P1332)王导谈《声无哀乐论》，即利用此文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
过江之初，王导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困难重重的局面。外有强敌，“北寇游魂，伺我之隙。”[2](P1751)江南内部，则充斥着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北方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南北士族与皇室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社会难以稳定。王导根据江东社会的实情，采取“镇之以静”的政策，制定了“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5](P2731)的基本施政方针，团结南北大族，巩固江东政权。
王导为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2](P1921)，《世说新语·政事》载：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注引徐广《历纪》曰：
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
王导的“愦愦”之政即“镇之以静”的统治方略，陈寅恪先生对此方针作过这样的评价：“王导自言‘后人当思此愦愦’，实有深意。江左之所以能立国历五朝之久，内安外攘者，即由于此。”[6](P53)王导之后的执政者，奉行清静无为方针的，多能保持政局稳定，而东晋的几次政局动荡，也正是执政者改变此方针的结果。经过几次反复，王导制定的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成为举国上下共同遵循的基本国策，使东晋最终能够立足江南并持续百余年统治。
《养生论》也是嵇康的名著，此文以为，通过合理的养生途径，可达长寿目的，“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他认为只要做到“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就可延年益寿，得道成仙。嵇康的养生之道是“形神相亲，表里俱济”，并且“养神”重于“养形”，主张“清虚静态，少私寡欲。”[4](P1324)
王导谈《养生论》，正是利用其“清虚静态，少私寡欲”的思想，指导当时士人的生活。自西晋中期起，士人奢靡无度，何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2](P998)其子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2](P999)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数百，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宝。”[2](P1006)甚至其厕所中“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7](P877)士族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为了支持豪奢的生活，他们多不择手段的聚敛财富，奢侈浪费的庞大生活开支，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人民身上，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流民起义遍及全国。当时，有一部分清醒的政治家看到了奢侈之风对社会的危害，傅咸上书晋武帝，称：“奢侈之费，甚于天灾。”[2](P1324)同时，对财富的争夺，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赵王伦专权时，其亲信孙秀劝赵王伦杀石崇，石崇临死才意识到：“奴辈利吾家财”[2](P1008)，但悔之晚矣。更重要的是，官僚士族的腐化，进一步引起了官场的腐化，国家机器运转不灵，无力应付“八王之乱”和晋末流民起义带来的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不仅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还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内外交困中，西晋政权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过江后，王导以政治家的敏锐，意识到“公卿世族，豪侈相高”，“群公卿士，皆厌于安息”是“政教陵迟”[2](P1746)，中原大乱的重要原因，倘旧习不改，江南亦难免沦丧。何况，渡江之初，财政困难，“公私匮竭，仓庾未充。”[2](P1661)因此，初到江南，王导制定的基本施政方针中即有“俭以足用”一条，对百姓行惠益之政，宽众息役，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使“荆扬晏安，户口殷实”[2](P1746)，为东晋立国江东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习惯于奢侈生活的士族，王导一方面以法限制，“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8](P1537)；另一方面，则从理论上进行引导，让他们主动放弃奢侈腐化的生活。这个理论引导所需的理论根据，则非提倡“清虚静态，少私寡欲”的《养生论》莫属。当时，王导不仅在清谈场上谈《养生论》，而且将其“清虚静态，少私寡欲”的养生之道用于实践，“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2](P1752)以首辅的身份做了极好的表率，引导条发生在东晋初，“王右军（王羲之）少时，在周侯（周顗士族走出耽于纵欲享乐的旧习。《世说新语·汰侈》共载十二条，前十一条均为西晋之事，最后一）末坐。割牛心噉之，于此改观”，已毫无汰侈迹象了。此后，士人不再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但求“足”而不求“富”，崇尚清高淡雅。如《晋书·王述传》载：
初，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司州所检，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比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
《南史·王裕之传附王秀之传》：
（秀之）为晋平太守，期年求还，或问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财，财生则祸逐，智者不昧财，亦不逐祸。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乃上表请代。时人以为王晋平恐富求归。
但求“足”不求“富”的社会风气，使士族们容易安于现状，不致出现西晋时期为争财而发生的残酷斗争，有利于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同时，士族在职期间，只要“山资已足”，便不再过分刻剥百姓，也有利于缓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东晋前期和中期，始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固然与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有关，东晋士族奢靡之风的改变亦是重要原因之一。
《言尽意论》是西晋名士欧阳建所著。先秦时期，儒家认为语言可以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同时也承认它有不完善之处；道家则主张言不尽意，得意而忘言。魏晋之际，“言不尽意”成为一种思潮，荀粲、蒋济、钟会、傅嘏等人持“言不尽意”论，认为语言不能完全反映客观实际，从而间接否定了以经典古籍为标志的语言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如荀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枇。”[9](P319)而欧阳建肯定了语言是表达思想，指称事物的工具，认为言能尽意，意只能通过言表现出来，进而得出“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4](P2084)的结论，捍卫了经典古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权威性。
《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道家色彩均多于儒家色彩，王导谈此两篇，是为他适应门阀士族口味，引道家“无为”思想入儒，政治上推行清静无为的为政方针，生活上提倡“少私寡欲”，提供理论根据，虽然不无进步意义，但毕竟是削弱了儒家思想的作用。显然，在王导心目中，儒学已经无法单独完成统治思想任务。但是，作为政治家，王导深知儒学更适于“治国平天下”，其伦理纲常，礼乐教化，对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来说，是其他思想无法替代的。东晋初建，如果不对元康以来乱礼狂放，空谈虚无之风进行遏制，如果不能重提儒家学说和儒家精神，必将对社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危害。因此，王导在选择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时，同时选择了批驳道家倾向“言不尽意”论的《言尽意论》，通过肯定儒家经典地位，进一步肯定了儒家思想的作用。王导是东晋初年统治集团中的决策人物，他执掌政权的三十余年间（307—339年），注重维护南北大族间的合作，巩固江东政权；安抚士族，勉励他们“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2](P1746)；坚持嫡长制，安定王储①；妥善安置南渡北方流民，坚持“宽众息役，惠益百姓”[2](P150)的原则，等等，无一不是以儒家的政治理论为基础。
由此可见，尽管王导一生褒尚清谈，推崇玄学，但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修身治国之本的指导思想并未动摇，他对儒学之士多所引进，如“博览众书，尤精礼传”，被称为“当世儒宗”[2](P1830)的贺循，为王导所推，荐于元帝。杨方，“公事之暇，辄读五经”[2](P1831)，被王导辟为掾，后著成《五经钩沉》、《吴越春秋》。早在东晋初建，军旅未息，人心离乱，百业待兴之时，王导即上疏提议兴办太学，传播儒家思想：“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2](p1747) 在王导推动下，太学当年便兴办起来，置《周易》王氏，《尚书》、《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博士各一人，虽不能与西晋立博士十九人相比，但经学研究已初具规模。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经典中最重要的《周易》，王导舍郑玄注而用王弼注，起到了引玄入儒的作用。玄学辩名析理的学风，使经学由固守章句、烦琐考证转向注重义理，经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综上所述，东晋初王导清谈不辍，以之团结南方士族，安抚北方士族，进而巩固江东政权。他谈《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和《言尽意论》，前两者是为他引道入儒提供理论依据，后者又为维护儒家地位所需。在王导等人的努力下，玄儒双修成为东晋社会思潮的主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学、社会风尚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师范学院）
注释：
①《晋书·王导传》：“初，帝爱琅邪王裒，将有夺嫡之议，以问导。导曰：‘夫立子以长，且绍又贤，不宜改革。’帝犹疑之。导日夕陈谏，故太子卒定。”
参考文献：
[1]王夫之.读通鉴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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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M] 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版.
[4]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
[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9]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一
西晋末年，五胡侵逼，中原陷入战乱，一部分士族名士对永嘉之乱的惨痛教训加以反思，归罪于西晋时期极为盛行的玄学，有“清谈误国”之论。干宝指责中原“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2](P135)应詹说：“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2](P1858) 卞壶厉斥尚清谈慕通达的贵族子弟，称其“悖礼伤教，罪莫斯甚!”指出“中朝（西晋）倾覆，实由于此!”[2](P1871)
渡江之初，百废待兴，身为首辅的王导却经常清谈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赏誉》云：“王丞相招祖约夜语，至晓不眠。”东晋初，王导是建康清谈场中的核心人物，在他推动下，清谈蔚然成风。王导极力推动清谈之风，固然是因为他对老庄玄学有浓厚兴趣，更重要的却是与当时的社会形式密切相关。
两晋之际，南北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差异较大，中原京洛一带玄学盛行，江南则学承两汉。南方士族固守的两汉经学旧传统、坚持儒家礼教的社会风气，和当时北方士族中流行的清谈学风与新的处世态度均不相同。如北方士族居丧饮酒食肉，江南则习于礼法。风尚不同，南北相轻。因此，王导“初至江左，思结人情，请婚于（陆）玩”，陆玩表面以“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表示谦挹，却以“义不能为乱伦之始”[2](P2024)加以拒绝，南北士族心理隔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文化分歧最终会表现为政治纷争，格格不入的南北学风，使南北士族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世说新语·政事》载：“陆太尉诣丞相咨事，过后辄翻异。王公怪其如此，后以问陆。陆曰：‘公长民短，临时不知所言，既后觉其不可耳。’”陆玩与王导的政见分歧，即是南北士族文化分歧的表现之一。江东大族周玘、周勰父子甚至以武力反抗朝廷，欲“诛诸执政”，与“诸南士共奉帝以经纬世事。”[2](P1573)得不到南方士族支持的东晋政权，绝不可能在江东立足。为缓和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稳固江东政局，王导在过江之初即建议司马睿招顾荣、贺循等江南士族领袖入朝，“二人皆应命而至，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2](P1746)另一方面，王导以中原士族领袖和东晋首辅的身份，竭力将玄学介绍给南方士族，希望以此沟通南北文化，消除南北士族之间的心理隔阂。
以王导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在江东政权中占有绝对优势，有引领文化潮流的可能，更兼北方士族本身具有的名士风度，使他们在文化方面有巨大的感染力。《晋书·王导传》载：苏峻之乱后，“帑藏空竭，库中惟有綀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綀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兢服之，綀遂踊贵。”王导等人的服饰用具、音容笑貌都为南人刻意效仿，他们擅长的玄学清谈亦逐渐为南方士族接受，风靡江东，以致不善清谈者，纵得高官，亦不为世人所重。陆玩即因“不能敷融玄风”而受“咎责”，被任命为司空时，自认为是“以我为三公，是天下为无人。”[2](P2025)唐长孺先生指出：玄学家“重新发挥老子无为而治的主张，指导怎样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这种政治主张随着门阀的发展与巩固，实质上是削弱君权，放任大族享受其特权。”[3](P323)经过王导等人的努力，南方士族熟悉了玄学清谈，理解了玄学中蕴含的清静无为的理论，进而意识到这是一种有利于门阀士族统治的政治理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南北大族的思想得到了统一。此后，南北士族之间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矛盾日趋缓解。他们协力同心，抗御外侮，共同维护门阀政治，东晋在江东的统治能够延续一百多年，实与此有关。
永嘉丧乱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P1746)但江左初创，不能尽如人意，《世说新语·言语》载：温峤受刘琨使命过江，“于时江左营建始尔，纲纪未举。温新至，深有诸虑。”《晋书·王导传》云：“桓彝初过江，见朝廷微弱，谓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忧惧不乐。”这反映出南渡士族渡江之初內心的惶惶不安，以致“流言满国，人心万端，去就纷纭”[2](P1813)。初履南土，家国之忧，身世之感，使北方士族心理上笼罩着失落、伤感、绝望的情绪。《世说新语·言语》记载：卫玠被迫南渡，远离故土，见大江东去，百感交集，“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茫茫，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晋书·王导传》载：“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邀出新亭饮宴。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更有甚者，为排遣亡国丧家之痛，走上了纵欲狂饮的道路。永嘉初，过江南下的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与光逸“散发裸裎，闭室酣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2](P1385)
为了让南渡士族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国破家亡的伤感情绪中解脱出来，进而振奋精神，鼎力支持新政权，王导一方面保障他们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让他们在中枢机关把持尚书令、仆射、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和吏部尚书等要职；另一方面，东晋政府继续推行了西晋的占田荫客制，满足南渡士族“求田问舍”的要求，允许他们在江南地区广占土地，建立新的经济基础，这使北方士族虽丧失了北方的家园，却能很快地在江南得到补偿。
再有，就是为南渡士族创造一个熟悉的文化氛围，让其精神有所寄托。南渡士族多来自京洛地区，最熟悉的莫过于玄学清谈。王导在公务之暇，常与身边的士人清谈玄理，清谈场中的激烈交锋，将南渡士人趋于消极、颓丧的精神振奋起来，逐渐摆脱了国破家亡的悲怆情绪，在新的土地上迅速适应下来。《晋书·王导传》载，桓彝与王导“极谈世事”之后，原本因“朝廷微弱”而忧惧失望的心情为之一变，对人说：“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世说新语·言语》亦载：温峤见王导，“既出，欢然叹曰：‘江左自有管夷吾，此复何忧？’”
二
王导虽热衷于清谈，但是关于他清谈的资料并不多，《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声无哀乐论》是嵇康的名著，文章以为，声音是外在的客观事物，哀乐是内心的主观感受，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批驳了儒家“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之说，提倡“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4](P1332)王导谈《声无哀乐论》，即利用此文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
过江之初，王导面对的是一个内忧外患，困难重重的局面。外有强敌，“北寇游魂，伺我之隙。”[2](P1751)江南内部，则充斥着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北方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南北士族与皇室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社会难以稳定。王导根据江东社会的实情，采取“镇之以静”的政策，制定了“谦以接士，俭以足用，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5](P2731)的基本施政方针，团结南北大族，巩固江东政权。
王导为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2](P1921)，《世说新语·政事》载：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注引徐广《历纪》曰：
导阿衡三世，经纶夷险，政务宽恕，事从简易，故垂遗爱之誉也。
王导的“愦愦”之政即“镇之以静”的统治方略，陈寅恪先生对此方针作过这样的评价：“王导自言‘后人当思此愦愦’，实有深意。江左之所以能立国历五朝之久，内安外攘者，即由于此。”[6](P53)王导之后的执政者，奉行清静无为方针的，多能保持政局稳定，而东晋的几次政局动荡，也正是执政者改变此方针的结果。经过几次反复，王导制定的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成为举国上下共同遵循的基本国策，使东晋最终能够立足江南并持续百余年统治。
《养生论》也是嵇康的名著，此文以为，通过合理的养生途径，可达长寿目的，“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他认为只要做到“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就可延年益寿，得道成仙。嵇康的养生之道是“形神相亲，表里俱济”，并且“养神”重于“养形”，主张“清虚静态，少私寡欲。”[4](P1324)
王导谈《养生论》，正是利用其“清虚静态，少私寡欲”的思想，指导当时士人的生活。自西晋中期起，士人奢靡无度，何曾“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2](P998)其子何劭“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2](P999)石崇“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数百，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宝。”[2](P1006)甚至其厕所中“常有十余婢侍列，皆丽服藻饰。置甲煎粉、沈香汁之属，无不毕备。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7](P877)士族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为了支持豪奢的生活，他们多不择手段的聚敛财富，奢侈浪费的庞大生活开支，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人民身上，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流民起义遍及全国。当时，有一部分清醒的政治家看到了奢侈之风对社会的危害，傅咸上书晋武帝，称：“奢侈之费，甚于天灾。”[2](P1324)同时，对财富的争夺，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倾轧。赵王伦专权时，其亲信孙秀劝赵王伦杀石崇，石崇临死才意识到：“奴辈利吾家财”[2](P1008)，但悔之晚矣。更重要的是，官僚士族的腐化，进一步引起了官场的腐化，国家机器运转不灵，无力应付“八王之乱”和晋末流民起义带来的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不仅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力量，还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内外交困中，西晋政权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过江后，王导以政治家的敏锐，意识到“公卿世族，豪侈相高”，“群公卿士，皆厌于安息”是“政教陵迟”[2](P1746)，中原大乱的重要原因，倘旧习不改，江南亦难免沦丧。何况，渡江之初，财政困难，“公私匮竭，仓庾未充。”[2](P1661)因此，初到江南，王导制定的基本施政方针中即有“俭以足用”一条，对百姓行惠益之政，宽众息役，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使“荆扬晏安，户口殷实”[2](P1746)，为东晋立国江东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习惯于奢侈生活的士族，王导一方面以法限制，“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8](P1537)；另一方面，则从理论上进行引导，让他们主动放弃奢侈腐化的生活。这个理论引导所需的理论根据，则非提倡“清虚静态，少私寡欲”的《养生论》莫属。当时，王导不仅在清谈场上谈《养生论》，而且将其“清虚静态，少私寡欲”的养生之道用于实践，“简素寡欲，仓无储谷，衣不重帛。”[2](P1752)以首辅的身份做了极好的表率，引导条发生在东晋初，“王右军（王羲之）少时，在周侯（周顗士族走出耽于纵欲享乐的旧习。《世说新语·汰侈》共载十二条，前十一条均为西晋之事，最后一）末坐。割牛心噉之，于此改观”，已毫无汰侈迹象了。此后，士人不再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但求“足”而不求“富”，崇尚清高淡雅。如《晋书·王述传》载：
初，述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司州所检，有一千三百条。王导使谓之曰：“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当止。”时人未之达也。比后屡居州郡，清洁绝伦，禄赐皆散之亲故，宅宇旧物不革于昔，始为当时所叹。
《南史·王裕之传附王秀之传》：
（秀之）为晋平太守，期年求还，或问其故，答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财，财生则祸逐，智者不昧财，亦不逐祸。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乃上表请代。时人以为王晋平恐富求归。
但求“足”不求“富”的社会风气，使士族们容易安于现状，不致出现西晋时期为争财而发生的残酷斗争，有利于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同时，士族在职期间，只要“山资已足”，便不再过分刻剥百姓，也有利于缓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东晋前期和中期，始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固然与当时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居于次要地位有关，东晋士族奢靡之风的改变亦是重要原因之一。
《言尽意论》是西晋名士欧阳建所著。先秦时期，儒家认为语言可以在人们的生活中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同时也承认它有不完善之处；道家则主张言不尽意，得意而忘言。魏晋之际，“言不尽意”成为一种思潮，荀粲、蒋济、钟会、傅嘏等人持“言不尽意”论，认为语言不能完全反映客观实际，从而间接否定了以经典古籍为标志的语言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如荀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枇。”[9](P319)而欧阳建肯定了语言是表达思想，指称事物的工具，认为言能尽意，意只能通过言表现出来，进而得出“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4](P2084)的结论，捍卫了经典古籍尤其是儒家经典的权威性。
《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道家色彩均多于儒家色彩，王导谈此两篇，是为他适应门阀士族口味，引道家“无为”思想入儒，政治上推行清静无为的为政方针，生活上提倡“少私寡欲”，提供理论根据，虽然不无进步意义，但毕竟是削弱了儒家思想的作用。显然，在王导心目中，儒学已经无法单独完成统治思想任务。但是，作为政治家，王导深知儒学更适于“治国平天下”，其伦理纲常，礼乐教化，对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来说，是其他思想无法替代的。东晋初建，如果不对元康以来乱礼狂放，空谈虚无之风进行遏制，如果不能重提儒家学说和儒家精神，必将对社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危害。因此，王导在选择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和《养生论》时，同时选择了批驳道家倾向“言不尽意”论的《言尽意论》，通过肯定儒家经典地位，进一步肯定了儒家思想的作用。王导是东晋初年统治集团中的决策人物，他执掌政权的三十余年间（307—339年），注重维护南北大族间的合作，巩固江东政权；安抚士族，勉励他们“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2](P1746)；坚持嫡长制，安定王储①；妥善安置南渡北方流民，坚持“宽众息役，惠益百姓”[2](P150)的原则，等等，无一不是以儒家的政治理论为基础。
由此可见，尽管王导一生褒尚清谈，推崇玄学，但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修身治国之本的指导思想并未动摇，他对儒学之士多所引进，如“博览众书，尤精礼传”，被称为“当世儒宗”[2](P1830)的贺循，为王导所推，荐于元帝。杨方，“公事之暇，辄读五经”[2](P1831)，被王导辟为掾，后著成《五经钩沉》、《吴越春秋》。早在东晋初建，军旅未息，人心离乱，百业待兴之时，王导即上疏提议兴办太学，传播儒家思想：“夫风化之本在于正人伦，人伦之正存乎设庠序。……诚宜经纶稽古，建明学业，以训后生，……择朝之子弟并入于学，选明博修礼之士而为之师，化成俗定，莫尚于斯。”[2](p1747) 在王导推动下，太学当年便兴办起来，置《周易》王氏，《尚书》、《毛诗》、《周官》、《礼记》、《论语》、《孝经》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博士各一人，虽不能与西晋立博士十九人相比，但经学研究已初具规模。需要指出的是，儒家经典中最重要的《周易》，王导舍郑玄注而用王弼注，起到了引玄入儒的作用。玄学辩名析理的学风，使经学由固守章句、烦琐考证转向注重义理，经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综上所述，东晋初王导清谈不辍，以之团结南方士族，安抚北方士族，进而巩固江东政权。他谈《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和《言尽意论》，前两者是为他引道入儒提供理论依据，后者又为维护儒家地位所需。在王导等人的努力下，玄儒双修成为东晋社会思潮的主流，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学、社会风尚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师范学院）
注释：
①《晋书·王导传》：“初，帝爱琅邪王裒，将有夺嫡之议，以问导。导曰：‘夫立子以长，且绍又贤，不宜改革。’帝犹疑之。导日夕陈谏，故太子卒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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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8]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9]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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