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琅琊后裔王艮学案如何影响日本明治维新

新安琅琊后裔王艮学案如何影响日本明治维新

文·王舒然

【编者言】其实这篇文章我很多年前就想写，日本侵华时候，在1938年至1941年期间，日军一指挥官曾经来东台安丰的王氏精舍祠，即明代大儒王艮讲学处--东淘精舍，当时我的曾祖父，王艮17世孙王继官（又名王汉臣）是掌祠祠董，日军指挥官在翻译带领下到王公祠，汉臣公早已把祠堂附近乡人安排躲藏，唯独他一人留守王公祠，袖藏匕首见机行事，势头不对与日寇玉碎成仁，日指挥官在王公祠门口解下佩刀，进堂屋在王艮像前深深地接近九十度鞠躬，临走似乎吩咐日伪不许破坏王公祠，这里有两点原因，首先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王艮的泰州学派对日本近现代化起了相当重要作用，王阳明及弟子王艮在日本乃至军界备受推崇，日军官基于此拜谒。其次日军为了今后统治，不敢破坏在中国影响深远的大儒大贤，恐引起民族情绪激化，不利于统治。基于王汉臣的舍身忘死和王艮家学渊源，使得王公祠周边下灶地区老百姓，免于血腥残害，但是安丰其他地区就非常悲惨，烧毁房屋40多间，有60多人被日军枪杀或刀杀，有50多名妇女被奸淫，其中有的先奸后杀，有的被其奸污忿恨自杀。详参《东台市志》等。在今天，一般学术文章或者一些官方网文，都是模棱两可的谈论阳明心学的安丰王门对日本明治维新影响，对其脉络研究几乎惨淡，甚至还有很多失去历史史实的谬误。笔者此次将对这段哲学史重新整理发表，希望能够对于研究阳明心学王艮学派和研究日本近代史的学人能有所帮助。--宗后学  王舒然 谨奉。

王艮（1483-1540），出生于明代南直隶扬州府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泰州分司安丰场（今江苏省东台市安丰镇），王艮学说的影响力可据《明史》可窥一斑。据《明史·卷二百八十三·列传第一百七十一·儒林二》载：“阳明学派，以龙溪（王畿的号）、心斋（王艮的号）为得其宗。……王氏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然艮本狂士，往往驾师说上之，持论益高远，出入于二氏。”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先生节镇江西豫章对王艮的评价：“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此真学圣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诸君莫及也！”王艮初名银，王阳明先生对爱徒充满了无限期待，遂易名为王艮，在今天王艮的家乡东台市安丰镇，是明代国家最主要的财税来源地，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淮南中十场之首，因此他的思想又被后世学人称为“淮南格物论”，主要思想有：格物正己说，明哲保身论，百姓日用即道说。著有《心斋王先生全集》传世。

如果说王阳明最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弟子是王艮与王畿的话，那么这仨人有一个共同的学生，就是王艮的次子王襞（1511-1587）， 正德十五年（1520），38岁的安丰王艮带着9岁仲子王襞，随父同谒阳明门下，适逢王阳明先生举办千人规模的学术大会，王阳明叫童生唱歌，其他孩子害羞怯场，独东淘（安丰古称）少年王襞，玉振金声，引吭高歌，王阳明不禁称奇道，我说我们浙中没有这样的孩子！阳明先生，心中窃喜，自知阳明心学一脉，后继有人，留王襞于伯府，修学十年，亲授衣钵，后师从王畿、钱德洪，使得王襞无论是理论与见识，远远超越同时期众多弟子，王艮仙逝之后，真正撑起并壮大“阳明心斋心学”双面大旗之人，毫无疑问，便是王襞，著有《王东崖先生遗集》传世。

明清以降，因光绪帝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1905年刊行了一本《节本明儒学案》，这本书与其说是修身养性之书，更是一本深层次总结戊戌变法失败与明治维新成功的书，其书《节本明儒学案·下册·泰州学案序》作了字数颇丰的眉批，援引其文：“泰州之学为世诟病，当世无贤不肖畏之如蝎。梨洲固心许之，然不能太撄时论，故稍予微辞，抑亦补偏救弊之意。其所赞评，谓“多能以赤手搏龙蛇”，谓“掀翻天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谓“赤身担当，无有放下时节”，真能写出诸贤气象。盖诸贤实学道有得之真豪杰也。阳明之教，即知即行，不行不得谓之知。泰州诸贤，以非常之自信力，而当下即行其所信。阳明活用孔孟之学，而泰州又活用阳明之学者也。必如泰州，然后阳明学乃真有关系于社会于国家也。本节所记诸贤，梨洲不以入于学案正文，盖微外之。然观山农、心隐诸举动，其可以为今日我辈之模范者何多也。日本自幕府之末叶，王学始大盛，其著者曰大平中斋，曰吉田松阴，曰西乡南洲，曰江藤新平，皆为维新史上震天撼地人物。其心得及其行事与泰州学派盖甚相近矣。井上哲次郎著一书曰《日本阳明派之哲学》，其结论云：“王学入日本，则成为一日本之王学，成活泼之事迹，留赫奕之痕迹，优于支那派远甚。”(原著六二七页)嘻!此殆未见吾泰州之学风焉尔。抑泰州之学，其初起气魄虽大，然终不能敌一般之舆论，以致其传不能永，则所谓活泼赫奕者，其让日本专美亦宜。接其传而起其衰，则后学之责也。梨洲少时携锥入都，谋复仇，其气象与山农、心隐一何相类，其后乃稍别之耳。井上氏又云：“阳明派之人著书率少，其行状即代著书。且所以感化人者，比著书之效果更大。盖彼等以知行合一为主义，常实行其所知，故所行即所知之发现也。观其学术，当于此焉求之。”吾谓山农、心隐之行事，皆足以廉顽立懦，宜以至精之学说视之。”

梁启超先生的这段内容颇丰的眉批，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三个重要信息：①哲学史名词“泰州学派”，应该最早出自于《节本明儒学案》。②梁启超文中提及的大平中斋、吉田松阴、西乡南洲、江藤新平，均为明治维新运动的先驱者。梁启超的结论是，他们的“心得及其行事与泰州学派盖甚相近”。明治维新运动得以成功的思想资源之一，就是维新志士对“山农（颜钧）、心隐（何心隐）之行事”的仿效，故“宜以至精之说视之”。日本阳明学研究的大家、现代著名思想家朱谦之以为，日本阳明学主要是受“阳明左派”的影响，便是阳明心学七派之中，王艮一脉。③梁启超提出一个明治维新的关键人物--吉田松阴（1830-1859），他是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

时间追溯至嘉永六年（1853），日本最后的幕府封建政权--江户时代（亦称德川时代），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浦贺，要求与德川幕府谈判，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而此时阳明心学虽然在正德八年(1513)，日本禅僧了庵桂悟在宁波会见了王阳明，王阳明作《送日东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送别。之后王阳明的《传习录》等文集，在十六世纪中叶传入日本，王艮的《心斋王先生全集》是在嘉永元年（1846）在日本刊行。日本阳明学作为一个学派，虽从中江藤树(1608—1648)开始，在明治维新前幕府统治二百多年间，日本朱子学是占据主流地位的官学，而阳明学仅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底层民学。

直到吉田松阴的出现，这一切发生根本的转变，由于美国“黑船事件”的影响，深感民族危机的松阴著文疾呼,力倡尊王攘夷，防御外侮。对西洋技术充满好奇的他再次无视幕府海禁,密谋搭乘美军舰船偷渡出洋,因违反“锁国令”入狱一年;出狱后被幕藩软禁在家中“闭门思过”，继而在叔父玉木文之进创办的“松下村塾”任教，大批塾生前来求教，安政五年(1858),吉田松阴因武装倒幕运动的失败被捕入狱。安政六年（1859）,他在寄给弟子的书简中提到:“向日萧海借示《李氏焚书》。卓吾居士一世奇男子,其言往往当仆心,反复甚喜。”李卓吾，便是安丰王襞的嫡传弟子李贽（1527-1602），李贽在反对程朱理学的过程中，仅从《焚书》之中归纳以下主要四点思想：① 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焚书·增补·答周二鲁》）；“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焚书·卷三·杂述·童心说》）。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变种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② 反对封建礼教。李贽还对被封建统治者尊奉的儒家经典进行抨击，认为儒家经典的六经，如《论语》、《孟子》并不都是圣人之言，是经过后人刻意吹捧形而成，不能当作亘古绝今，不变的真理。他反对歧视妇女，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他指出：“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卷二·书答·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③ 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李贽揭露道学家的丑恶面目，指出他们都是伪君子，“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焚书·卷二·书答·又与焦弱侯》），仁义道德不过是掩盖他们卑鄙龌龊的假面具，“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焚书·卷二·书答·复焦弱侯》）。④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李卓吾批点皇明通记》），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焚书·卷三·杂述·兵食论》）。

吉田松阴自1858年入狱后至 1859年10月被处死前的一年内,吉田松阴不仅亲自抄写并点评了李贽的《焚书》部分篇章,还在《己未文稿》、《鸿鹄志》等撰于狱中的著作多次摘录李贽之语自勉,并屡屡盛荐给弟子诸友,颇有相逢恨晚之感。而早在制定武装倒幕运动计划的前期,松阴即遭到了弟子们与友人的反对。因时局不利,门人们或壁上观、或疏远、或背弃，这种情境与当年李贽与同门好友耿定向（王艮门人）交恶、居无定所、当局迫害的四面楚歌之境颇有命运相似之处，也是在此时他开始阅读李贽并从中收获了共鸣。1859年 7月,他给弟子高杉晋作去信:“仆去冬以来于死之一字大有发明,李氏《焚书》之功多矣。其说甚长,概而言之,曰:‘死非可好,亦非可恶,道尽心安,便是死所。’‘世有身生而心死者,有身亡而魂存者。心死生无益,魂存亡无损也。’有大才略者,忍辱成事,妙。如明徐阶不助杨继盛。无私欲无私心者,偷生亦无妨。文天祥不死于崖山而偷生于燕狱四年,是也。若死能不朽,则时时可死;生能成大业,则时时可生。以仆之见,措生死于度外,唯言应言耳。”一样的狂生剑胆精神，一样的反对禁锢,有志于改革和创造;一样的求为心中信念随时可交付生命；…… 这样一种气质秉性的相似,使得松阴对李贽产生了共情,寻找到了他心目中的知己,王艮一脉的思想血脉也注入300多年后一衣带水的邻邦年轻人身上。

据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先生的研究，现存吉田松阴《焚书》手抄本上留下了松阴对《童心说》一文“真假二字”的眉批。松阴写给弟子入江杉藏的信也附有关于“童心”的感想:

足下亦当以诸友绝交,峻拒同志之士。… … 桂(小五郎)亦然。诸友不足以议,政府之人犹不可信。日本之衰颓,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实堂堂大国,死于大节者唯子远一人,何面目之有… … 不死之忠义之士多如山矣。…万…方足数下据戏庄四以为喜,是未失放风筝之心也。… … 痛惩反复小人乎? 顷读李卓吾文。有趣的事很多,童心说甚妙。“童心者真心也”。吾辈此心未得去,足下欺负庄四即是此心也。“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政府  诸公,世中唱忠义人人皆是也。“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 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今世事是也。中有一童心者,众恶之尤甚。

安政五年（1858）,以井伊直弼主导的幕府与美国缔结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对内推行高压政策,展开对政治反对 派的镇压。吉田松阴先后筹划了刺杀幕府高层的“间部诠胜要击策”和伏击劫持长州藩主以倒逼其起谏勤王的“伏见要驾策”。因幕府严控、局势严峻,久坂玄瑞和高杉晋作等门人联名写下血书,劝阻伏击幕府高层间部诠胜,持守观望;另一门人田园庄四郎——即上文所言“庄四”,背叛了松阴向藩内官员泄露秘密;松阴寄希望于长州藩政府要人周布政之助,向他坦陈行动计划却遭其软禁;多数门人不支持他的主张,纷纷回避,不愿去探望他……上文所言之“政府诸公,世中唱忠义人人皆是也”或与周布政之助有关。许是因遭遇背叛并被囚禁后的幽愤,他偏激地认为弟子们“乘时一起,攫取功名”把他们的持重论调理解为贪生怕死、趋利避害的功利之举,宣称要断绝师生关系。在这种情境下,松阴对“童心说”的理解是代入式的,对应到了自己的政治处境中,夸赞支持他的入江杉藏有童心,嘲讽“政府诸公”为贪生怕死的假忠义。李贽基于对封建名教的批判而提出“童心说”。与“真”相对的是伪道学的道德表演,“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社会现状。痛心于“失却童心”“失却真心”“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的生存悲哀,李贽树起了“童心说”的旗帜,召唤“最初一念”之本真心灵,倡导回归“心之初”,真诚地喜怒哀乐,真实地面对内心需求,摒弃人格外在表演,不被圣贤经传禁锢,提倡个体意识和自主精神。李贽用以解释“童心”的另一个概念是“赤子之心”“赤子者,人之初也;赤心者,心之初也。”便是指人性回归自然,不被世俗沾染的婴儿状态。“赤子之心”首倡于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在《孟子·离娄下》的“赤子之心”指的是先天的道德之心。倡导性善论的孟子认为,具有伟大人格的“大人”先天的道德心不被欲望功利所扰,说话做事能遵循内心善端。他端正了自己,就能影响世界。松阴深受孟子影响,早在幼年时期,《孟子》便已是他的儒学启蒙书籍,后又在松下私塾给弟子讲授《孟子》。在他整理的讲稿《讲孟札记》中将“赤子之心”解释为“纯一无伪”。“纯一”指“无计较利害之念”;“无伪”指“无机变巧诈之行”。吉田松阴认为,真正的忠义精神是“纯一无伪”的,如此才能不计较功名得失,如他一样视死如归、临凶若吉,以成就天下大事。因愤激于自己阵营里的“忠义之士”的倒戈、背叛与观望,当计划全盘尽毁、陷入孤危绝境时,不无情绪化地把弟子们的谨慎行事理解为汲汲于保身的偷生行径,责其为“假”。而对自己及少数支持者置生死安危于度外,不顾危难坚持倒幕的行动则以为是“真心实意,肺肝骨髓,凝固如石,结而不可解者”。李贽关于“真假”的论说便走进了他的心坎,印证了他对家国大义的理解,“童心说”成为了他思想支撑的依据。

从1858年《安政条约》签订后，倒幕运动失败而被捕就义之前，在“安政大狱”中提出“草莽崛起论”，转而主张依靠“豪农豪商”、浪人（没落武士）和下级武士，利用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推翻幕府，为倒幕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导思想。吉田松阴从阳明心学七派之中--王艮的泰州学派那里汲取的真经，在其兴办，享有“明治维新胎动之地”之誉的松下村塾，他的弟子门人接过他的衣钵，把人从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使得下级武士阶级的崛起和后来对西洋学的学习成为了一种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众多的维新志士都是阳明学者或者阳明心学仰慕者的原因。阳明心学唤醒了日本下层武士阶层，使得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清朝的洋务运动最大的不同之一，便是明治维新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获得了底层人民的支持。正如王艮思想核心之一“百姓日用即道”，深受明朝底层人民与开明士大夫的竞相推崇，作为王艮后传弟子的李贽在《焚书·卷二·书答·为黄安二上人三首》中有这么一段概述：“古人称学道全要英灵汉子。……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为最英灵。……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以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故其徒亦英雄也。波石之后为赵大洲，大洲之后为邓豁渠。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为何心隐。……一代高似一代。”

参考文献：

吉田松阴：《吉田松阴全集》。

沟口雄三：《李卓吾·两种阳明学》。

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